西方经济学进入大学课堂
2018年-12月-21日 14时:24分:04秒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改革开放乍暖还寒的早春二月。传统思想意识的严寒并没有过去,但春意已经萌发。西方经济学也正是在这时悄悄的冲破严冬开始进入中国。

  当年此类著作和文章对西方经济学介绍不过十之一二,且进行了歪曲,而批判则有十之八九。今天再看此类文章,荒唐而又可笑。记得有一篇文章是批判凯恩斯的乘数理论的。乘数的公式是一减边际消费倾向的倒数。这一理论假设边际消费倾向大于零而小于一,这也完全符合实际。但作者却说,如果边际消费倾向等于一,乘数就无限大,即增加一元投资,GDP可以无限增加。并用这种数字游戏的归谬法来证明乘数理论之谬。还有一本当年非常流行的著作,把凯恩斯关于自愿失业和非自愿失业的区分批判为“挑拨工人阶级的团结”。真不知这个罪名由何而来。

  荒唐时代的这种荒唐做法并不奇怪。但却使我们对国外经济学的状况一无所知。到1970年代末,从事西方经济学批判式研究的学者全国仅十余人,且平均年龄在六十岁以上。

  早春二月的天气使人闻出了春天的气息,于是一些勇敢者开始突破这个禁区。最早是1978年在北京召开的一次农业经济学会议上,有的学者开始小心翼翼的对边际产量递减规律进行一分为二。在批判了这个规律作为西方经济学基础之一的错误之后,开始承认这个规律在农业生产中的某种适用性。早在1958年时,经济学界也在批判这个规律,但的失败恰恰证明这个客观规律在顽强的发生作用。有了对失败的承认,边际产量递减规律就有了被正名的可能。这次会议尽管只是有限的承认了这个规律在农业中的适用性,但却打破了完全否定西方经济学的传统。春天的气息打破了传统的坚冰。

  在思想界拨乱反正的气氛下,老一代经济学家意识到,我们对国外经济学了解的太少了。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无论对西方经济学持什么态度,首先要有全面深入的了解。在陈岱孙、于光远、胡代光等老一辈经济学家的努力和组织之下,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在北京举办了“国外经济学讲座”。这个讲座从1979年11月初开始,每周一次,由北京和外省市的四十多位专家主讲,历时一年半,共计60讲。内容涉及经济学基础知识、经济增长和发展理论、国际经济学、比较经济制度、经济计量学和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国民经济核算、部门经济学、经济法、经济学流派等。这个系列讲座使我们对国外经济学有了广泛深入的了解,大开眼界。(当时,我正在北大读当代西方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这个讲座后来汇编为《国外经济学讲座》(四册),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对推动西方经济学的教育和研究起了积极作用。至今像我这个年龄的人,对这个系列讲座仍然记忆犹新。

  也在这时,一些重要的西方经济学著作开始在国内翻译出版。在此之前,国内出版的西方经济学著作,尤其是当代的著作极少,且严格限于一定级别的专业人士和干部才能购买阅读。1980年,高鸿业生先生译的萨缪尔森《经济学》全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这本书生逢其时,一出版就洛阳纸贵。许多渴望了解外部世界的莘莘学子人手一册,废寝忘食地读起来。也许他们还无法理解书中的全部内容,但那些闻所未闻的新观点对在传统思想下长大的年轻人是一种强烈的冲击。许多七七、七八届的大学生正是从这本书中开始了解西方经济学,从而出去留学,或走上不同的人生之路。如今这些人有许多已经是学有所长的专家、成功的企业家或相当级别的领导干部,但谈起《经济学》的情景时,仍然是掩饰不住的兴奋。除了《经济学》之外,当时还翻译出版了一些西方经济学原著和论文,比如由商务印书馆编辑的《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在当时有相当大的影响。

  本着开放的原则,高校也陆续开设西方经济学作为选修课。与改革开放前的当代资产经济理论批判相比,西方经济学再不是望文生义的全盘批判,而是兼顾介绍与分析批判。不同的学校、不同的教师,对批判和介绍的理解不同,有重在介绍的,也有重在批判的,但都较为系统地介绍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这些基本原理。当时,教育部为了在更多的高校开设西方经济学课程,还委托北大办了西方经济学教师培训班。这个班的学生回去之后成为各校这门课程的开创者。我毕业留校后也从事这门课的教学工作。在北大最早讲授西方经济学的是厉以宁教授,以后由我讲解这门课。在介绍基本经济学原理的西方经济学课程之后,又开设了作为选修课的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流派。我讲授这两门课的讲稿以后整理为《西方经济学导论》,1985年由北大出版社出版。1980年代许多学校把这本书作为西方经济学课的教材,在1988年获国家教委首届优秀教材二等奖,至今每年仍发行一万余册。

  但早期引进并介绍西方经济学一度被列为经济学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要表现之一,甚至称萨缪尔森为“著名经济学家”都是“无耻吹捧”。从事西方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学者心惊胆战。这时,有人沉默,有人观望,有人随风转舵,而当时已年逾八旬的陈岱孙先生成了中流砥柱。1983年,陈岱孙先生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三期上发表了《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一文。该文提出“现代西方经济学作为一个体系,不能成为我们国民经济发展的指导理论。同时,我们又要认识到,在若干具体经济问题的分析方面,它确有可供我们参考、借鉴之处”。这种对西方经济学一分为二的态度得到中央领导和学术界首肯,《人民日报》加“编者按”全文发表该文。“编者按”肯定了陈岱孙先生的基本观点。陈岱孙先生提出的对西方经济学“整体批判,个体借鉴”的态度被学术界广泛接受,使西方经济学有了一个合法的生存空间。

  经历这一次风波之后,对西方经济学介绍和分析上了一个新层次。首先是在1980年代中期,国家教委听取邹至庄等华裔经济学家和国内专家的意见,把“西方经济学”列为财经专业的12门核心课程之一。选修课成了必修课,国内所有高校财经专业都开设了“西方经济学”。其次,西方经济学著作出版迎来了一个新高潮,有译著也有国人的著作。翻译著作以教科书和名著为主,较有影响的有上海三联书店的《当代经济学译库》、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著作丛书》,中国金融出版社的《国外金融论著译丛》、华夏出版社的《二十世纪文库》等。国内的著作以教科书为主,较有影响的是复旦大学宋承先先生和人民大学高鸿业与吴易风先生合著的教材,也有许多年青经济学家所写的介绍西方经济学或用西方经济学观点与方法分析中国经济问题的专著。最后,对西方经济学的分析认识水平有所提高。尽管整体上批判的多,但已不总是那种望文生义的“胡批”,而是较为严谨,同时也注意了那些可以吸收、借鉴的内容。应该说这时又迎来了西方经济学介绍与研究的新高潮。这与当时国外各种新思潮流入国内是一致的。

  对西方经济学态度的转变不仅表现在学术上,也表现在政府的态度与政策上。以前也有国外经济学家来中国访问和讲学,但主要是侧重于政治经济学,且采取民间学术交流的形式。但1980年代中期,这种态度发生了改变。先是美籍经济学家邹志庄教授等访问中国,不仅受到中央高层领导的接见,而且他们对经济改革和经济学教学研究所提的一些建议受到高层领导的重视。以后还有两件事值得关注。一是“巴山轮”会议讨论有关中国经济改革的重大问题,曾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经济学家托宾和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等应邀参加。他们是主张市场化改革的,他们在会议上的发言曾被报道,也受到高层重视。二是邀请货币主义领袖弗里德曼来华,弗里德曼主张完全的市场经济,但他的中国之行也有公开报道,受到高层领导接见,他对中国改革提出的八字建议——“放开价格,管住货币”——也受到重视。同期,吴敬琏先生等国内经济学家用西方经济学研究中国改革,提出了市场化的改革方向。这对以后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模式有重要的影响。西方经济学已经从书斋和课堂走向改革实践的前沿。

  1992年党中央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模式。我们不能照搬西方经济学,把它们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但西方经济学中的许多内容对我们转向市场经济的意义毋庸质疑。

  (作者系清华大学EMBA特聘教授。196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1978—1981年,于北京大学经济系获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94年,美国康奈尔大学深造当代西方经济理论;多年致力于经济学在中国的普及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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