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对西方经济学的影响--理论
2018年-12月-21日 14时:23分:57秒

  马克思在拓宽研究领域、改进分析方法和基本理论创新三个方面,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存在着某种共性,是马克思能够对西方经济学产生影响的前提条件;马克思站在比所有西方经济学者都更高的角度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则是马克思至今仍然能够对西方经济学产生巨大影响的根本原因。

  美国经济学家海尔布伦纳和瑟罗说,马克思“是一位改变了社会思想方式的人”,“即使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且“当今很少有经济学家能够读完马克思所有的著作,但是,我们绝大多数人确实以一种方式或另一种方式感受到他的影响”。[1](P38)马克思到底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哪些影响,他为什么能够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影响,这就是我们所关心的问题。本文将依次从拓宽研究领域、改进分析方法和基本理论创新三个方面分析马克思对西方经济学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进而分析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对西方经济学产生影响的原因。

  在被西方经济学者誉为“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中曾经包含有运用经济学方法对政治、法律、制度以及历史的分析,但是,他这些具有开拓性的探索,后来逐渐被西方主流经济学所遗忘,却被非主流的马克思经济学所继承和发展。当现代西方经济学者意识到这种缺憾,即意识到有必要重新拓展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时,他们不仅对斯密的开拓性探索产生了兴趣,而且更加关注离他们更近的马克思所进行的相关研究。马克思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在拓宽研究领域方面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影响。

  1992年,美国经济学家加里·S·贝克尔由于将“微观经济分析的领域推广到包括非市场行为的人类行为和相互作用的广阔领域”而获得当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贝克尔在其代表作《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的导言部分表示,将经济学分析方法运用于对“市场以外的人类行为”的分析“也算不上什么标新立异的东西”,因为斯密、边沁和马克思早就这么做过,他还强调,“如果全书观点成立,那么,经济分析就为理解人类行为提供了一直为边沁、康德、马克思及其他学者长期求之不得的统一的方法”。[2](P1-19)可见,贝克尔将马克思视为将经济分析推广到非市场领域即拓宽经济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先驱者之一。

  不过,贝克尔所说的“市场以外的人类行为”范围非常之广,这里没有必要一一涉及。下面首先介绍马克思对将经济学的方法运用于分析政治、制度和历史领域的公共选择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包括新经济史学)所产生的影响;然后介绍马克思对现代西方所兴起的经济学与社会学以及经济学与法学交叉学科所产生的影响。

  简而言之,所谓公共选择理论,就是将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运用于政治领域。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成果直到它诞生30年、布坎南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1986年--引者注)之后才得到承认”,[3]即被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接纳。不过,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在布坎南获奖的前一年就曾指出,从马克思对“历史的经济解释中”可以“看到今天的公共选择理论的萌芽”。[4](P1293)

  布坎南在其代表作《自由、市场与国家》中,对那种“对市场的运行方式确实非常模糊不清”,从而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看做是某些人通过它来控制和剥削其他人的体制”的人的“思想过程”进行了分析之后指出,“马克思的不朽天才恰恰在于”,他对这种“无知的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或市场秩序所可能产生的反应有着敏锐的理解”[5](P8-9)公共选择学派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则明确表示,“尽管我们可以指责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家没能建立一个明确的关于国家的理论”,但“在其他经济学家还未考虑这个问题时”马克思“就建立了一套关于国家的意味深长和发人深省的经济理论”。[6](P125)

  德尔和韦尔瑟芬在《民主与福利经济学》一书中也指出,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所定义的“集团”这个概念,可以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找到,因为“他对阶级的定义不是基于其成员的非理性的社会联系,而是基于经济因素”。[7](P51-53)这就是说,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和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之间也存在着共同之处,都是以经济动因或经济人假设为前提。布坎南和塔洛克并不否认这一点,只是认为这不过是一个“历史的巧合”而已,但他们在分析“经济动因与经济决定论”时还是指出,在“拒斥蕴含于整个马克思主义思潮中的经济决定论的同时”,不要因此而否认其关于“人们是受各种经济上的考虑驱使”的假定。[8](P12-13、28-29)

  林德布洛姆在《政治与市场:世界的政治-经济制度》中也告诉读者,斯密和马克思是“本书的两个中心人物”。他认为,“出于对政府权威问题上的偏见,自由民主思想对于体现在财产权上的权威问题仍然感觉迟钝”,所以,“我们仍必须回到马克思”,才能理解“关于民主制政府在财产权和它的严重不平等分配上的有害后果”等问题。[9](P7-8)

  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新制度经济学,由于采用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而最终被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接纳,其代表人物罗纳德·科斯、道格拉斯·C·诺思和奥利弗·威廉姆森也先后获得了1991年、1993年和200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威廉姆森在《治理机制》一书中说,欧洲“有一种较古老的制度经济学传统”,在这个传统中,“当然还有卡尔·马克思的伟大著作”。[10](P269-270)卢瑟福在《经济学中的制度》一书中也表示,“各种各样的制度分析”也可以在包括“马克思及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在内的著作中找到。[11](P1)恩格曼在《文化价值理念、意识形态倾向和劳动制度变迁:对三者互动关系的诠释》一文中,则将马克思的著作列为“关于欧洲经济变迁可参阅的经典著作”之一。[12]

  在克劳奈维根主编的《交易成本经济学及其超越》一书中,威廉姆森认为,“关于‘权力会在设计工作内容的过程中显现出来’的观点,可以追溯到斯密和马克思”;[13]林登伯格在讨论“对自我控制资本持续减少的组织反应”问题时强调,“并非每个研究者都遵循韦伯-巴纳德-西蒙的推理思路”,因为“一些文献的作者以马克思作为治理的假设来源,特别是基于布拉弗曼1974年的著作形成了‘劳动过程理论’”;[14]特瓦尼则在一个注释中指出,“规制理论的法国学派还特别开发出了劳动协定的分析,重拾马克思关于劳动是商品的批判”。[15]这些作者所表达的也是马克思在企业理论方面的先驱性作用和对现代企业理论的直接影响。正因为如此,普特曼和克罗茨纳在《企业的经济性质》一书中将《资本论》中的相关论述编辑为该书的重要文献之一。[16]

  诺思在其代表作《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明确表示,在他之前的“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并将“马克思强调在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中产权的重要作用,以及在现有的产权制度与新技术的生产潜力之间产生的不适应性”,称之为“一个根本性的贡献”。[17]高德步先生认为,“诺斯的不少思想受到马克思的深刻影响”。[18]事实确实如此。诺思在其自传中说,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研时,罗伯特·伯拉迪这位马克思主义者就是对其“最有影响的”的三位教授之一。[19]他在为《新制度经济学前沿》一书的“理论基础”部分撰写的“绪论”中描述自己“作为一名经济学家的思想历程”时也明确表示,“对经济绩效最终源泉圣杯的找寻,把我带上了一条从马克思到认知科学的漫长而飘渺之路”。[20]所以,他对马克思的相关理论非常熟悉。1986年,诺思发表了《理解马克思是值得的吗?》一文,他认为,理解马克思仍然是有意义的,因为,“相比起当今的新古典经济学家,马克思对于社会关系的整体性具有完备的认识,制度、国家和意识形态都是他分析的一部分”;马克思早就清楚地认识到被新古典经济学所忽视的交易成本的存在,并为100年以后的新经济学史者运用这一概念从细节上探讨“生产力、产权制度和政治结构这三者之间复杂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线]他的这篇文章说明马克思对新制度经济学特别是其中的新经济史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现代西方兴起的经济社会学或社会经济学,实际上是一门经济学与社会学之间的交叉学科。正如斯威德伯格在《经济学与社会学》一书的导论中所指出的,在20世纪末出现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之间的交流,只不过是“亚当·斯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和马克思”当年所进行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的交叉研究”的再现。[22](P4)

  西方社会经济学“最初对马克思经济学采取了排斥和观望态度”,但后来逐渐发生了变化,社会经济学协会会刊《社会经济学评论》于1971年9月号发表了亨特的《早期经济学思想所忽略的成果》[23]一文,被认为“标志着社会经济学对马克思经济学的正式接纳”,其后,“《社会经济学评论》大量刊登马克思作为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并开始引用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进行社会经济学研究”。[24]

  在《经济社会学手册》中,斯梅尔瑟和斯维德伯格在论述“经济社会学的传统”时明确表示,“在众多的经济社会学先驱中,我们将重点放在对卡尔·马克思的介绍上”,并认为,“马克思研究的重要价值,是他深刻地揭示了一部人类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人类一直孜孜不倦地为自己的物质利益而奋斗的历史”。[25]弗兰克·道宾则在分析“马克思的遗产”时强调,“在有关资本主义产生的研究中,卡尔·马克思开辟了经济社会学的历史方法”,而且,尽苏联已经解体了,但马克思的“方法和一些核心思想在经济社会学中仍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他探索导致经济行为模式随时间而发生变化的因素的方法,已经塑造了历史经济社会学的所有品牌”,并“为后来的研究者积累了有关经济生活的大量素材”,某些“经济社会学家如布拉沃伊(1979年)和比尔纳基(1995年)对劳资关系的研究,就是建立在其巨著《资本论》(1994)之上的”。道宾还指出,对于经济社会学来说,不仅《资本论》具有重要影响,而且,“马克思有关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早期著作,包括《德意志意识形态》、《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宣言》(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为《资本论》所作的大范围注释《经济学手稿》在内”,“一直具有更广泛的影响”。[26]

  可见,马克思作为经济社会学最为重要的先驱者之一,对于当代西方经济学与社会学之间的交叉研究的兴起和发展,已经产生并还将继续产生重要影响。关于马克思对西方经济社会学所产生的影响及其原因,徐延辉在《经济社会学百年历程简述》一文中进行了详细分析。[27]

  通常所说的“法经济学”(LawandEconomics)实际上应当直译为“法和经济学”,其“历史十分久远,但现代法经济学是在20世纪60年代后逐渐丰富和发展起来的”。[28](P1-30)

  美国著名法学家罗斯科·庞德在《法律史解释》一书中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解释始于19世纪50年代”,“这种解释方法”在19世纪的最后10年“盛行于德国和意大利,并被应用于历史学的每一个分支”,而在20世纪的最初10年则“渗透进了英美法律思想之中,而且至今仍是法理学中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特别是在美国”。[29](P136)这就是说,马克思对法律的经济学解释对现代西方法学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英国著名法学家戴尔斯也认为,“马克思对法律进行的分析就是一种经济分析”。[30](P395)可见,“庞德和戴尔斯都承认马克思是现代法经济学的先行者”,或者说,“对法律进行经济分析”“并不是以罗纳德·科斯、理查德·波斯纳等为代表的现代西方法经济学者的专利”。[28](P153-180)波斯纳本人也在《超越法律》一书中告诫读者,“不要仅仅因为目前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不那么吃香了,就轻易拒绝了这样的看法,即一个职业界的某些典型思想模式可能有一些经济上的原因”。[31](P41)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种明钊先生就在《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理论基础与法经济学的建立》一文中指出,“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直接地明确地提出法经济学的学科名称,但是他们关于政治经济学是法学的理论基础的思想,却给我们探索建立法经济学提供了根本依据。”[32]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也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法经济学思想及其与现代法经济学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并认为,马克思是“法经济学的伟大先驱之一”;[33][34]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法经济学思想“为西方法经济学学科的形成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35]总而言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法经济学思想对现代西方法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生产了重要影响。

  上述分析表明,20世纪下半叶,西方拓宽主流经济学研究领域的两个主要流派--公共选择学派和新制度经济学派,以及经济学与社会学和法学的交叉学科的发展,都受到了100多年前马克思的启示或影响,可见马克思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发展的影响之深远。也可以这样说,马克思当年具有开拓性的研究几乎涉及到经济学的所有重大课题,为日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开辟了理论扩展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