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恒甫:功臣 还是罪人?
2018年-12月-21日 14时:23分:50秒

  “一个记者从1994年起开始观察我,说要写我,结果11年过去了,连篇稿子的影子都没见着,你想通过一两个小时的谈话就能写好我?”

  邹恒甫孩子气地偏着一颗硕大的脑袋,大方框眼镜后的眼睛里充满的不是质疑,而是无限之肯定: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

  这个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供职于世界银行的高级经济学家,长期致力于将西方最先进的经济学教育引进中国、创办了国内首家现代经济学教育试验田——“武汉大学经济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简称IAS)的学者,撇开诸多头衔身份不论,坐在面前的这个43岁的男人,简直有点……怎么说呢,简直有点像他时而冒出的口头禅:“这太好玩了。”

  首先,因为“听着别扭”,他拒绝被别人称呼为教授;他一边嘟囔着特烦被拍照,“全都是搞形式主义。照来照去,还不就是个人?搞些虚头巴脑的东西做什么?”一边又会拘谨地站在摄影师面前,请教怎么摆布才算好看。

  讲到关键点,手里犹如攥着云朵,转着圈地不断上升;谈到兴奋处,全身散热,两眼释放出虔诚的宗教分子般的狂热,“要是有块黑板,我会发挥得更尽兴”,不喜欢作演讲,“我讲话时是全身心投入,耗费能量特别大,再多讲两个小时,我是会哭的”。

  公众场合,他口无遮挡,语不惊人死不休:“我不说假话的,那与我不相容。”“我最佩服陈寅恪先生。蒋介石请他吃饭、赏花,他感觉浑身不自在,‘食蛤哪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楼’,精辟!”

  “我还斗胆把中山大学董每戡先生的句子拨动一下:‘书生自有嶙峋骨,最喜交情最厌錧’。最后一个字你肯定不认得,因为它是我造的,左金右官,意为权钱交合,我令其读作虎。拜托推介一下,我要靠这个字名垂青史呢!中国文字真好玩。” 哈哈大笑。

  “权钱,得不到就瞧不起它嘛,你可以说这是阿Q精神,但搞学问必须有这种心理,这是我们人生的第一规则。”

  10月23日,本刊记者采访邹恒甫的时候,他在北大教课时被慕名者搬到一个会场,“他们把我缠得脑袋都大了”,他直言,“这是最后一次”。他恨恨地说,又摇摇头,“还不好说死。”他最烦正襟危坐地出席大会。

  在会场上他却让人耳目一新:“你们知道我的名字才怪呢!”面对台下的大小干部,他嬉笑怒骂,调侃不改。比如,他调侃今年7月15日,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经济学家刘国光就当前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一些问题所发表的看法,“太可惜了,要是对当今国际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了解更多就好了”。

  比如,他将樊纲、易纲、胡鞍钢、张五常比作“三纲五常”,将林毅夫、海闻、张维迎、杨小凯喻为“林海张杨”。他调侃许多国内“著名经济学家”,“我太熟谙他们出名的原因了”。

  “他们把学生带坏了,不安分于校园,当的当官,赚的赚钱,把咱们心目中的象牙塔搞得乌烟瘴气。”“赚钱的有胡祖六、谢国忠、李山等,到投资银行去了;当官的有林毅夫、易纲等。就是做学问、当教书匠的太少了,对得起哈佛和MIT(麻省理工学院)吗?”“误人子弟呀。”

  “国内现在出名的经济学家,都是学者型官僚和官僚型学者。在国外真正研究经济学的教授,极少在媒体上抛头露面,做了官就要离开教职,哪像咱们官、商、学通吃。我们想在名校里保留一方净土,培养几个耐得住寂寞、致力于学术研究的青年学者,难哪!”

  他在台上三个小时,挥洒肆意,热血沸腾。而坐在台下第一排的人也是“手抚心脏,面色通红”,“他们哪见过我这种异类?我今天出席这种会议简直是稀奇可笑。”邹恒甫悠闲离场后,一本正经地说道。

  10月13日,在白果社区,出现了一张题为“石破天惊,武大IAS倒掉了!”的帖子,其中写道:10月8号开始,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的学生完全被划入经管学院的旗下。在学生们不知情的情况下,本科生、硕士生,被划分到不同的专业,数理金融并入金融系,数理经济并入经济学系;国学班,世界历史,比较哲学也被划开;EMBA也被拿走了。整个高级研究中心都被掏空,陷入瘫痪状态!倒是有些政治经济学的老师在课堂上兴高采烈:这是非主流经济学的胜利!IAS要被毁掉了!

  “特别是数理金融和数理经济这块,他们知道那是核心。”他们是谁,邹恒甫没有具体指出,大概其中就包括了那些“非常高兴的政治经济学老师”。

  “他们高兴,我让他们高兴。我一点都没觉得被整,我心里明白,我一定会赢的,中国也一定会走这条路的。”末了,他又加了句“这真是太好玩了”。那神情宛如发现了新大陆般,一面喝着橙汁,一面发出惊叹。

  显然,IAS的学生们并不认为这事好玩。邹恒甫的手机不断响着,400个IAS学生和其家长,不服校方的决定,把怨愤发泄到他身上,希望他出来讲话,维持他们的梦想……

  10月20日,从IAS出去的一批海外学子也给武大校方领导致信,强烈呼吁武大保持国际数理金融和数理经济系办学的特色……

  虽然林毅夫经常是邹恒甫调侃的对象,他在写给世界银行研究部主管Reinikka教授的评价信中评价:“……从1992年开始,他(邹恒甫)利用自己的个人时间和基金在武汉大学极好地推广了现代经济学教育,开办了现代化的经济学专业。……自成立至今,这个专业已经培养了大量毕业生,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前往美国顶级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让人兴奋的是,他们中一部分人已经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卓越学者。”

  武汉大学前任校长刘道玉在《记邹恒甫留学哈佛大学的曲折经过》一文中也写道:

  ……恒甫进入世界银行不久(1991年),兴冲冲地回到母校,结果发现经济学的教育从课程设置到使用的教科书和授课方式,竟然与他出国前没有多大变化!许多教师的备课本已经年久发黄,课堂上讲授的经济学,还停留在20世纪初期的内容,学生们对现代经济学中的理念和规范方法茫然不知。他感到非常震惊和痛心,“这样会误人子弟啊!”

  许多学生至今记得他冒着“火炉”武汉超过40度的高温,从早到晚孜孜不倦地授课;记得他在客居的“珞珈山庄”,在临近研究生宿舍区枫园的简陋的“东水餐厅”,鼓动大家全身心地投入到经济学中去;记得他每次回国都带来一箱最新的、最适用的经济学教科书、论文集,不遗余力地为每个有志于学的学生提供精神食粮……。

  1996年,恒甫颇费周折,最后如愿以偿地开始招收“数理经济与数理金融”本科实验班,所有的学生在本科四年要完成数学和经济学两个学位的学习。他从数学系请来最好的教授,为他们开设数学系本科全部课程;他在全国最早全部采用英文原版经济学教材……他还以极大的热诚感动了许多在美国留学的朋友(有许多也是武大的校友),像谢丹阳、阮志华、陈志武、周忠全、朱晓东等人,都曾经分文不取地为武大学生上课,当他们就着电扇挥汗如雨地在教室讲课时,他们知道了恒甫办学有多么艰辛!

  1997年,他在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办起了经济科学高级研究中心。1998年,北大邀请他到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出任经济学讲座教授、应用经济学系主任、博士生导师,他对经济学的课程设计和教材进行了系统改革,全面与现代经济学教学接轨。2000年后,他的教育理念在国内全面开花:清华经济管理学院、上海财大经济学院、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等……

  然而,作为国内起步最早的、重要的经济教育研究机构,武大IAS自身却面临着分拆。

  有观点如此评价说:“国内重点大学的经济学科都在受到冲击,现代经济学教育在国内泛滥成灾,邹恒甫到底是功臣,还是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