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鸿业与他的西方经济学(图)
2018年-12月-21日 14时:23分:44秒

  在中国的大学中,他的名字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西方经济学:第一个把萨缪尔逊《经济学》翻译成中文,上世纪80年代初此书销量超过10万本;最先在中国人民大学讲授西方经济学;主编的《西方经济学》教材,被全国近1000万大学生使用;其课堂讲义,被当作考研之人的“红宝书”;在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经济学家地图》一书中,被称为“一等公民”……

  他就是高鸿业。所有这些显赫的声名,竟然为一个不到一米七的、已经弯曲的身躯所负载。2005年岁末,当我们走进人民大学西区教师公寓,初见这样一位弱小的老人时,很有些吃惊,直到交谈之后才发现,一个人的力量和智慧哪里是外表所能完全代表的?即使岁月在他的身上蚀刻了许多印记,然而坚韧自信的生命依然发出熠熠之光。

  30岁前高鸿业的人生,关键词是“战争”和“艰辛”。1921年生于江苏徐州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高勉之曾任徐州第一家报纸《醒徐日报》的主编,后因揭露军阀县长贾月壁贪污救灾款项而被贾秘密杀害。毕业于山东女子第一师范的母亲张莲修做小学教员,将当时才4岁的高鸿业含辛茹苦养大。

  从上海中学毕业以后,高鸿业面对的是抗日战争的硝烟和困苦。在“工业救国”的思潮影响下,高鸿业考入当时已搬迁到重庆的国立交通大学机械系。1944年春,政府下令征召大学应届毕业生充任援华美军的翻译。“因我的英文成绩相对较好,短期培训后,我被提前派到昆明炮兵学校做炮兵战术课程翻译。”1945年夏,高鸿业等100名翻译被派遣到美国,实际是培训政府的留美空军。于是,他来到密西西比州一家飞机场担任飞机维修翻译。

  1946年9月,翻译任务结束后,经朋友联系,天性倾向于文法科的高鸿业进入科罗拉多大学经济系读书,他一边学习,一边打工:洗盘子、做清洁工、干农活。“1948年拿到硕士学位。想回国,已经买了船票。当时解放军围攻上海,船不能在上海靠岸,回不去了。”

  无奈,高鸿业只好继续读博士学位。几年的半工半读生活十分艰苦:“住在地下室,工作不好找,什么活儿都干过。”最苦的是在一家皮毛厂,用手搓掉经硫酸水浸泡过的兽皮表层浮毛。”1956年高鸿业取得博士学位。“导师对我满欣赏”,凭了导师的推荐,他作了密苏里大学管理学院教商业统计的副教授。

  说起拿学位,高鸿业说:“学位不代表一个人的能力,我读博士都是逼出来的。一个人真正的能力在于他能做出什么成果。”

  当了教授,“生活大大改善了,也有了汽车,也吃洋饭了。”干了一年,年近40还没成家立业的高鸿业开始思考长久之计:回不回国呢?“中国人在那儿要想做第一流人,当时几乎是不可能。回去吧,面对一个新的环境,能不能适应呢?考虑来考虑去,最后有这么一个基本的想法决定了我的行动。如果要我一辈子,一直都在外国给外国人打工,那,我不干,我死的时候心里一定很不安宁。不管怎么说,我是中国人,吃中国饭长大的,一辈子没给中国人干一点活儿,对不起自己,那会是终生不可弥补的遗憾。”这段话,每个字他都说得掷地有声。

  1957年高鸿业经香港回国。正好是“反右”前夕,政府执行知识分子政策,对知识分子非常优待。国务院专家局专门派人到香港、广州接待,广州教育厅也派人招待。“优待极了,还可以全国旅游。软卧待遇,吃住都不要钱。”高鸿业到了北京,后来又到了人民大学。“到人民大学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反右’斗争来了。”“我是新来的。没说过什么话,没干什么坏事。是局外人。”

  “‘反右’斗争我没事,就有事啦!”高老的语气依旧平坦,只在话尾稍稍上扬。进牛棚、挨批斗,每天早上集体出发劳动,搬砖头、扫厕所。“干重活的全是老家伙,脸上有皱纹的,旁边坐着看书的监工都是学生,年轻人。”高老用“很怪的现象”来形容这个场景。

  “如果说我回来懊悔的话,那个时候有一点,回来本来想给中国多多少少干点活儿,现在不仅不干活,反而成累赘了。”对于往昔,高老的语气可谓平淡如水:“我们关在牛棚里的十几个人,个个都吃得下,睡得着。哪怕吃学生的剩饭菜,香得很。”

  后来下放到江西当农大粪,甚至还有些意外收获:一直以来的失眠症好了。“无所用心且吃得上东西”的日子里,高鸿业的心态和身体都非常好。

  回国后不久,高鸿业就发现中国对西方经济学的认识还停留在马歇尔的阶段。他心里想,这种状况对中国很不利,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但他也仅仅是想而已,那时候被当作反动学说的西方经济学,几乎是不可能正常研究的。

  1958年在人民大学,高鸿业先给经济系老师讲西方经济学,后来人大和北大在全国首开西方经济学课程,高鸿业主讲。“当时不叫西方经济学,叫资产阶级经济学批判。马克思主义要想前进,必须有一个对立面。经济学方面就是资产阶级经济学。我好比唱戏一样,演曹操、演坏蛋。当时讲西方经济学,主要是树立靶子,做批判对象。”高鸿业谈起当时的情形不乏幽默。

  作为靶子的还有一套书——《当代西方经济学说》(包括《凯恩斯主义》、《垄断经济学》、《福利经济学》、《人民资本主义》、《计量经济学》),高鸿业和北大几位教授主编,并且合作撰写其中的《凯恩斯主义》。“不是我们自愿编写的,那时谁敢写?”后来有人提出把萨缪尔逊《经济学第五版》最重要的十章翻译成中文。高鸿业承担了翻译任务,书出版后不久“文革”爆发,这本书的命运可想而知。“文革”十年,“不要说西方经济学,除了马恩列斯毛著作外,谁都不能名正言顺地看别的书。”于是有十年左右,高鸿业一直没有机会接触到西方经济学。

  1978年人民大学复校以后,已经50多岁的高鸿业才正式开起了西方经济学课。“如果说我有遗憾的话,有十年的功夫吃了睡睡了吃,想做任何事情根本不可能,耽误了十年。现在想做事情,又做不到了。”高老依旧平和的语调中有些许的淡暗。十年后的西方经济学,和高鸿业离开美国的时候已经不一样了。他天天泡北京图书馆,差不多花了两三年工夫,才把新课补上。

  此时萨缪尔逊《经济学》已经出到第十版。“上面对西方经济学的认识不一样了,这个玩意儿虽然也是资产阶级的,要批判,但是也要吸收”。高鸿业花了三年翻译全书,这本分三次出版的书在80年代初作为一本西方学术译著,卖出了10多万本。

  60岁以后,高鸿业的学术研究仿佛才“上道”,1982年到1998年的16年间,他单独编著、与人合著作品近十部。其中他主编的《西方经济学》教材被评为国家级教材,至今仍为全国很多高等院校首选;1998年,高鸿业以77岁高龄翻译并评注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并将书中凯恩斯未曾推导过的公式全部推导出来。

  “中国之所以没有出大乱子,就是保留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这点不能丢啊!”高老的话语重心长。“虽然我不是党员,我拥护。因为现在还缺少不了它,没人能够代替它。”

  “有人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现在没什么用,我说有用。什么东西使得中国经济发展这么快?就是因为中国的市场经济没有照搬西方经济学所推祟的模式。如果完全照搬,跟前苏联差不多,整个经济很快就会垮下去。什么东西使得中国人采取局部、有限度推行市场经济的办法?我觉得是马克思主义。”

  一辈子浸淫在西方经济学中的高鸿业,对马列主义却是情有独钟。回国后他“对马克思主义下了点功夫”。通读了《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等书,业余还学了俄文。对于现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有被边缘化的现象,他说:“这不大好,甚至于可以说很可能其后果欠考虑。”

  1991年,在《对〈西方经济学〉教学大纲的简要说明》中,高鸿业阐明了他对于西方经济学一般理论的态度:“在整个理论体系上,对它加以否定;在个别概念、论点和方法上,要看到它的可资借鉴之处。”现在依然如是。他说:我们中国人学西方经济学和西方人学习的目标是不一样的。西方是培养西方经济学家。中国人要培养了解西方经济学的人、懂得西方经济学的人,目的是为了中国所用:一方面指出它不对的地方,对中国有害的地方,好比药不能乱吃;同时也要知道它有用和有害之处,必须加以鉴别。

  对于目前国内的经济学教育和研究,他认为,“缺陷是联系中国现实不够。”“西方的教学人员比较不空谈,很注意实际的事例。在这方面,包括我在内,中国的教学人员,比较懒一点。”

  “联系实际”是高鸿业做学术的核心词汇。“所谓学术,是为了解决实践问题而存在的,不能直接或间接解决问题的学术研究,毫无意义。”“学术本身就来自实践。没有经济现象,哪有经济学啊?”

  马上就满85岁的高鸿业,苍老瘦小但是乐观、豁达。“我跟你讲,我活两年都没把握。”说这话的时候,他的语气一如既往。

  他每天看报纸,看《光明日报》、《参考消息》、《北京晚报》、《中国电视报》。

  一直到一年以前,他还每个月去趟北京图书馆。最近半年去不动了,“但能去我还想去,去惯了,不去难受。”

  他爱书,家里全是书,有他喜欢的中国旧诗词还有马恩列斯毛全集和各种经济类、管理类著作等,但却没有他自己翻译或者编著的书。

  他年轻时爱看小说,喝杯淡酒。客厅的书架上放着英文原版《福尔摩斯探案集》、《嘉莉妹妹》、《艰难时事》、丹布朗的小说,《达芬奇密码》买了还没看。年轻时喜欢听听唱片,他指了指对面的音响,“那是我的音响,好久没有听了”。

  他看《圣经》,不是因为信基督教,而是因为有些西方经济学理论和《圣经》教义相冲突。

  在美国12年,他没起过洋名字。“为什么呢?长着一幅中国脸,有中国人的黑头发,中国人的思想,用中文名我感到舒服。”(郭燕)